一切從「真光」開始：介紹廣州基督徒婦女在跨國合作的事業 (1847–1951)

黃慧賢
本院助理教授

1872年在廣州沙基的容安街（又名金利埠，後稱六二三路）成立的真光書院是美北長老會華南差會在廣州第一間具規模的女子寄宿學校，也是廣州基督徒婦女群體的基地。從接待新來華的女傳教士，到聘用真光畢業生，往後女傳教士在廣州開展的婦女工作，以及真光畢業生開展和參與教會和學校領導等，都是向外延伸，發展生命的光和熱的見證。「一切從真光開始」的表述，不單是研究和討論廣州真光書院的歷史，而是將真光的歷史拉闊，放置在廣州區域史、美北長老會華南差會其他的婦女事工，與及婦女、家族與社群歷史脈絡去理解廣州基督徒婦女在跨國合作的事業(1847–1951)。這也是本人博士論文的研究成果，未來會出版成書，本文將簡單介紹。要澄清的是，雖然真光是1872年成立，也是第一位美北長老會華南差會單身女傳教士那夏理 (Harriet Newell Noyes, 1844–1924) 有份創辦的，但我的書也會追溯華南差會已婚女傳教士早期的婦女工作，也就是第一位男傳教士哈巴牧師的第一任太太伊利沙伯哈巴 (Elizabeth Susan Ball Happer, 1829–65)，已先在她的住宅裏開辦女子學校。當然相比起真光，哈巴的女子學校無論規模和持續性，都較細小和短暫。由於篇幅所限，本文主要以廣州第一間真光書院（即座落長堤仁濟街）來分析。（後來廣州真光有發展白鶴洞真光中學、仁濟街真光小學和真中中學。）

首先，真光朝向成為具一定規模的寄宿女子學校，有助女傳教士和畢業生發展教育事業。相比起華南差會早期女傳教士太太和第一位單身女傳教士那夏理早期（1869年）在南邊村所開辦的女子學校，1872年成立的真光書院已朝向有一定規模的方向發展。它有自己的校舍，而不再單單依附在傳教士房屋裏。早期的真光分兩個部門工作，即是女童班和婦人班。女童班慢慢在1887年發展到小學教育水平，^[1]相比清政府1907年頒布女子小學堂章程，早了廿年之多。而婦人班是為成年婦女而設，相信由1872年至1928年專責培訓教會女傳道，及後由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開辦的崇基女子聖經學校繼承使命。^[2]早期的真光陸續有不少女傳教士參與，除那夏理外，另外兩個創辦人邵姑娘（Hannah J. Shaw，後稱Mrs Happer）和哈巴姑娘（Lillie Happer，後稱Mrs Cunningham，1853–1886），與及1873年到任的那夏理的姐姐那大姑 (Martha Noyes, 1840–1926) 和Lucy Crouch（後來婚後稱為Mrs. Charles Leaman, 1910年卒）協助教務。^[3]眾多女傳教士之中，那夏理、畢美意 (Electa M. Butler, 1848–1938) 和廖霞地（Harriette Lewis, 1933年卒）是在真光書院服務較長的，學生們按着她們的個性特質，分別專稱她們為：「慈悲」、「恩典」和「公義」。^[4]除了傳教士外，真光也聘用一定數目的畢業生從事女子教育工作。早在十九世紀中末期，伴隨真光寄宿學校的發展，女傳教士多在附近村落開展專收女生的日校，並聘用真光畢業生管理、教學。傳教士香便文牧師 (Benjamin C. Henry, 1850–1901) 提到1884年1月由美北長老差會開辦的女子學校共有21間，是當時廣州開辦最多女校的差會。撇除當時只有一間女子寄宿學校（即真光），相信其餘20間好可能是由個別女傳教士開辦或監督，但教學和管理的工作則落在真光畢業生身上。^[5]此外，真光自身也聘用畢業生為教師。1897年慶祝學校成立25週年時，全校共聘用8位華人教師，其中7位為真光校友。^[6]可見真光開放女子教育平台予女傳教士和真光畢業生發展她們的教育事業。

除了從事教育工作外，對外方面，在同屬美北長老差會之下，女傳教士連同真光的老師和畢業生參與差會屬下的婦女工作，她們形成了獨特的廣州基督徒婦女網絡。在真光成立後，她接待了不少新來華的女傳教士，及後她們所開創其他事工，都連繫着真光，並聘用真光畢業生。例如廣州第一位女傳教士醫生賴馬西 (Mary Niles, 1854–1933) 剛抵埗就寄居在真光西教員宿舍裏，期後更擔任真光的駐校醫生。她後來開創的明心瞽目學校（1889年成立），更獲那夏理和真光第一任華人校長羅劉心慈支持，長期擔任校董會主席和校董職銜。此外，她也起用真光的畢業生周惠慈成為明心學校的老師，周惠慈在賴馬西退休後，曾短暫擔任明心校長。特別留意的是，因為差會網絡和地利緣故（真光在1878或1880年正式搬遷到長堤仁濟街傳教士建築群 (Missionary Compound)，與廣州第二長老教會和博濟醫院為鄰），真光畢業生早於十九世紀末已經開始習醫，畢業後在傳教士醫院、診所服務，有的更自行開辦診所等。最早在1879年真光已有兩名學生到博濟醫院附設的華南醫學院習醫，往後廿年，共有25位真光學生曾在博濟醫院肆業。1901年，女傳教士醫生富馬利 (Mary Hannah Fulton, 1854–1927) 建立的夏葛醫學院 (Hackett Medical College) —中國第一間女醫學校，其第一屆共11位畢業生，有6位（即稍多於一半）是真光畢業生。^[7]其中附設在夏葛醫學院的柔濟醫院 (David Gregg Hospital for Women)，擔任出色的富馬利助手—女西醫羅秀雲1907年做腫瘤切除手術，當時的新興報章《時事畫報》也曾報導她。^[8]

除了參與上述基督教婦女事工外，真光畢業生在民國時期不單成立了廣州市基督教女青年會，也在1920年代中開始陸續擔當廣州教會和學校的領袖，貢獻良多。民國初年1912年成立的女青年會廣州市會，六位華人創辦人中有五位確定是真光畢業生。我們最認識的當然是羅劉心慈 (1871–1946) 和羅有節 (1888–1961) 兩母女。她們都曾分別擔任長堤真光書院及真光小學、真中中學的校長。此外，也不得不提白鶴洞真光中學的畢業生胡黃玉貞，她是1920–40年代的廣州教會婦女領袖，曾擔任廣州真光小學和中學校董，女青年會會長、明心學校校董和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執委會執委等職銜。在抗日戰爭期間，她連同真光及其他基督教組織跟隨廣東省政府遷往曲江、連縣等地，及後因真光中學何蔭棠校長知悉妻子羅道真（1900–1945，即羅劉心慈的二女）在美國病危，急趕赴美，作為校董會主席的胡黃玉貞曾短暫擔任代理校長，直至李耀宇校長正式上任為止。^[9]此外，臨近中共立國之時，1949年，她也代表廣州真光中學與港校董會商討來港辦高初中的計劃。^[10]可惜的是，除了搜集到她丈夫胡繼雄在民國時期的生平事跡外，至今我也不太清楚胡黃玉貞在1949年中共立國後的生命歷史，不知道她最終定居於香港、台灣、廣州，還是海外。^[11]

總結

以上簡單勾畫廣州真光書院的師生與海外女傳教士如何參與廣州教會的婦女工作，服務範圍小至學校，大至社會公益服務、醫療服務等。真光畢業生在不同年代的歷史足跡和生命見證，由成為女傳教士助手、前線從事女子教育，到後來創辦女青年會，並成為教會／學校獨當一面的領袖。我們可以窺探得到婦女的能動力，並看出新一代中國女性的新網絡，除家人親友外，我們還看見學校、校友、教會群體的網絡，那亦是離開家庭以外，中國新女性建立新的社群網絡。「一切從『真光』開始」的研究，不是處理大時代獨當一面的女英雄領袖。事實上在當時（也抱歉說包括當代）一個男權主導的社會，以男性領導為主，即使興起個別的女性領袖，也要被冠以「好打得」之名，吃力不討好。正因如此，在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裏，婦女基督徒的歷史能動性被隱藏了。我提出的廣州婦女基督徒網絡開拓了新的研究方向，從個人走到群體，從教會走到社會，從家族歷史去補充教會歷史的不足，也從中國（以國家地域劃分）走向地區（華南地區）邊陲的基督教歷史。此外，我的研究領域是差傳歷史，我不會以國家地域為限，反倒將廣州界定為跨國文化的閾界，讓我看見當時美國傳教士的特權，同時也看見十九世紀中以來遊走中美、途經廣州和香港的華僑，他們的妻兒子女，並回流返國成為一代傳道工人等等，豐富我們種種流徙華僑的想像。希望將來有機會與大家分享更多研究成果。

原文在《真光創校150 周年紀念特刊》刊登，允准轉載，謹此致謝。此文是修定加長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