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父学与当代思潮

第65期专题文章——2020年8月号

任卓贤
本院客席助理教授（由2020年9月7日起，获聘为助理教授）

教父学(Patrology)对华人教会及学术圈子来说是个颇陌生的学科。提起神学，我们未必会即时想到有此科目，而且因教父年代久远，我们或者也会怀疑此科有何当代意义。本文希望厘清这些误解，向大家介绍传统教父学的特点，并分析教父学在当代思潮下所展现的新形态。

教父学的由来

教父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教父的学问。从广义的角度来说，教父学可追溯至二、三世纪教父出现的年代。基督教是非常强调「传承」的宗教，强调我们的信仰是源于主耶稣基督的教导，然后透过使徒及众先贤代代相传，因此教父的见解自早期教会开始一直备受重视。教父就是泛指由第一世纪末至第八世纪教会中的一些杰出领袖，[1]他们多为主教，但当中也不乏没有圣职的教会领袖。后一代的教父引用上一代教父的论述，来证明自己的正统性，甚至同代的互相援引，在教父著作中比比皆是。例如奥古斯丁(Augustine, 354–430)就多处引用早他百多年、同属北非传统的居普良(Cyprian, d. 258)来建立原罪论的正统性。[2]而耶柔米(Jerome, d. 420)更撰写了堪称史上第一部教父学文献─《名人录》(De viris illustribus)，点评自保罗以来直至他本人的教会领袖，共计135人。[3]由此可见，教父们本身就是教父研究的导航者。他们视教父思想为建立信仰传统的重要元素，透过援引、诠释、甚至批判，建立起多元的教父传统。往后的神学家及修士也不断对教父的著作编修注释，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文献，成为了基督教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重视教父著作的传统，一直延绵至中世纪及宗教改革时期。中世纪的神学就是系统化教父思想的尝试。当时的两部名著充分展现出这系统化的特征。经院哲学的代表作之一，彼德伦巴都(Peter Lombard, 1100–1160)的《四部语录》(Sentences)，基本上就是辑录拉丁教父著作而成的汇编。在没有任何原创材料的情况下，这书竟然成为了中世纪时其中一本最重要的著作，时人对教父思想的重视可想而知。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1274)的《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虽然有其独到的见解，但却也同时用上了大量奥古斯丁的材料，予人将教父神学系统化的印象。而到了宗教改革，教父（尤其奥古斯丁）对马丁路德的影响是清晰可见的。[4]马丁路德本身就是奥古斯丁修院的修士，年轻时每天都以阅读奥氏著作为其中一项要务，[5]而他的《罗马书讲义》更有着奥古斯丁的《论灵与字句》(De spiritu et littera)的影子。[6]天主教会及马丁路德对奥古斯丁神学的倚重，使当代著名教会历史学家帕利坎(Jaroslav Pelikan)将宗教改革形容为奥古斯丁的恩典论与教会论两方之争。[7]

教父学的优点与困局

上面勾勒的教父传统，说明广义的教父学可追溯至教父时期，历史悠久。然而，当代的教父学出现得较晚，第一次用上教父学“Patrologia”一词的是十七世纪时的路德宗神学家“Johannes Gerhard”。[8]我们也普遍将教父学这观念收窄至指对古代基督教经典文献的研究。因此，在上两个世纪，教父学就是整理文献的学科，被视为与古典语言学(Philology/Classics)同类。[9]当然，教父文献研究也涵盖多个范畴的，包括教父生平研究、文本重构、思想史研究、文献编篡等等。然而，因着其以文献为本的性质，文献编篡就成为了教父学研究的主导方向。事实上，过去百多年，教父学最大的研究成果就是出版了多个系列的教父著作校订版本，合共多达一千本。[10]

文献编篡是门怎样的研究呢？我想这对很多人来说是项非常沉闷的工作。文献编篡就是收集及比对文献手稿。视乎年代及其重要性，一份文献流传下来的手稿数量，少则十多份，多则可达一百份或以上。文献编篡就是找出这一百份手稿的差异，并要从中找出它们之间的从属关系，进而对内文不明之处作出合理判断，最后达至一个具科学根据的文本。可想而知，这工作对原文造诣的要求相当高，而且也非常考验研究者的耐性及专注力。要编篡一份文献，花上四五年时间是等闲之事，用上十多年的也常有所闻。有价值吗？很有价值。我们现有的新约希腊文版文Nestle-Aland 28，就是百多年文献编篡的成果，而其编者亚兰特(Kurt Aland)除了是新约学者外，他同时也是教父学的专家呢。

然而，这些埋首古籍的研究，虽说对学术界能带来长远的正面影响，但同时也有着某些局限。第一是给人「离地」的感觉，现代意义感不大。文献编篡的任务主要是重构古籍的原貌，至于古籍对现今的意义如何，并非其首要关注。因此，教父学给人的感觉是死板乏味的。在欧洲留学时，笔者不止一次听到其他学系(现代神学、哲学)的学生说教父学者只懂原文却没有思考。这些批评不完全客观，但也代表了部分的外界观感。另一个局限是过度的「欧洲中心主义」。处理手稿所要求的原文造诣是非常高的，研究者不但要能阅读，而且也须懂得辨识异文中文法差异的背后意义，这程度并非一两年的原文课程就能达至的。这语言门槛给欧洲人带来天然优势，因这些乃他们的古语，在学习上容易得多，动力也相对更大，再加上大部份的文献底本都是收藏在欧洲的博物馆，这使过去五十年间至少一半以上的教父学研究都是在欧洲完成的。[11]在这些因素下，传统的教父学一直是非常专门且治学严谨的学科，但同时也规限了其普及化的可能性。

当代思潮下的教父学

以文献整理为主轴的教父学研究，在过去二十多年产生了很多的变化。这不是说文献整理变得不再重要；文献整理在欧洲地区，尤其是德法两地，仍是默默地进行，为学术界提供一本又一本经过严谨的本文鉴定的原典，而这方面为古典文明乃至基督教神学所作的贡献是值得我们敬佩及称谢的。这里所说的变化，是指在当代不同思潮的互动下，教父学在定义上及方法论上出现了百花齐放的现象。以下会列举其中三个新思潮，并阐述它们怎样塑造教父学的新方向。

第一个思潮是「古代晚期」(Late Antiquity)范式及不同批判理论的出现。自布朗(Peter Brown)提出了「古代晚期」这历史分期，并将教父时期的思想文化发展置在这罗马历史的大框架下诠释后，[12]这个进路在美国学术界大行其道，[13]使教父学开辟了一个新天地。要知道，以往教父主要是被理解为教会的父亲（Patrology或Patristics也由此得名），隶属宗教研究范畴。但现在将教父置于「古代晚期」这框架下去理解时，教父的思想行为则不单只属宗教层面，它更是古罗马帝国文化及社会现象的一部份，由此教父学就得以扩阔至历史研究、文化研究、社会学研究等领域。这思潮的另一个领军人物是依利沙伯．克拉克(Elizabeth A. Clark)。这位杜克大学的荣休教授，早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在其教父学研究中引入不同的社会科学及语言学理论，例如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性别议题(gender studies)，及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t theory)等等。她于2004年出版的History, Theory, Text: Historians and the Linguistic Turn，更为这种以批判理论来诠释教父的进路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她这样说：「自1960年代末，古代晚期研究因与人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相遇而得以活化；我不希望将教父学送回传统研究的光景」。[14]经过布朗及克拉克的努力，教父学（尤其在美国）变得不再一样。

第二个思潮是来自中国学术界的新兴教父学热。这个热潮可谓集中于一个教父的研究身上─奥古斯丁。其实奥古斯丁传入中国可追溯至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来华时，[15]但碍于其浓厚的宗教色彩，一直只受到教会圈子重视。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开始有学人以奥古斯丁作为学术的研究课题。[16]他们视奥古斯丁为西方哲学家多于教会教父，研究他时较多侧重于他的思辩色彩较浓厚的著作，例如讨论《忏悔录》时，会强调卷十对记忆的论述，讨论《论三位一体》时，则看重卷十一心灵视觉这些属知识论层面的讨论。[17]这种「哲学化」的进路是中国学者参与教父学的一大特色。对他们来说，教父之重要性不在其宗教身份，乃在于他们是古代西方文化的奠建者。我在杜平根作研究时，就认识了几位从国内高等学府过来研究奥古斯丁的博士生。他们全都是哲学背景出身，在德国入读的也自然是哲学系，而我则是神学系。我们在研讨会上有美好的交流，私下也成为好朋友，但对奥古斯丁的理解，我们的关注点不同，得出的结论也有很大的差别。这个中国教父学热在过去十年间有「爆发式的成长」，[18]不论出外留学或是在国内大学读博士课程的，奥古斯丁的研究每年递增，而且大学间以教父为题的定期交流逐渐形成，而研究进路也由哲学申延至社会学、历史分析等层面。[19]

第三个思潮强调教父学与公共议题的对话。这思潮在澳洲、南非及南美洲等地发展得颇蓬勃。诱因是教父学在当地没有文化优势，传统的文献分析进路对应不到社会所关注的议题，也难以取得研究项目资助，这迫使教父学者开拓新的研究进路，探索教父学与公共议题互动的可能性。他们虽然并非来自主流传统学派，但近年所凝聚的力量足以形成一股新风气。他们强调跨科际研究，所关注的课题多样，包括危机管理[20]、奴隶制度与贫穷[21]、地域资源分配[22]，及至医学伦理等等[23]。这种跨科际进路的努力，正好体现于2019年牛津教父学国际会议的一个大会主题演讲中，[24]就是澳洲教父学者Wendy Mayer所主讲的Patristics and Postmodernity: Bridging the Gap。有别于传统的大会主题，这场演讲的重点是提倡教父学回应当代议题的必须性，而受欢迎程度是空前的。笔者亲身所见，大会礼堂座无虚席，当中更不乏传统学派的权威学者参与，可见学界中越来越意识到跨科际研究的重要性。

总结

本文上半部分勾勒了教父学由古代至中世纪的发展，并点出传统进路的优点与局限，下半部分则阐述了教父学的新形态怎样在当代思潮下逐渐形成。传统的文献编篡与分析仍是重要的，但这不再是唯一的研究进路。以上三个思潮，都见证着教父学跨科际的尝试，由传统以欧洲为中心及文献主导的基督教学科，扩大为敏于回应公共议题的人文领域，这实属可喜的现象。

华人神学在教父学领域的参与不多，碍于语言及研究的门槛，过去我们很快便转移焦点至经科或当代神学等各个基督教研究中的热门领域。笔者认为，教父学的转型可以是我们参与的一个契机。华人神学正面对思想及政局上多变的时代，教父学可以给予我们一个渠道，让我们将基督教的多元性及公共性展现于世界眼前。

Footnotes

  1. ^ 其实教父时期没有统一的说法。至八世纪是根据Quasten的定义，以东方大马士革的约翰（死于749）作为分水岭。参Johannes Quasten, Patrology, vol. 1 (Westminster: The Newman Press, 1950), 1。
  2. ^ 可参奥古斯丁早期反伯拉纠主义的著作De peccatorum meritis et remissione et de baptismo paruulorum（论罪债和赦免，并论婴孩洗礼）。
  3. ^ 有关早期教父文献的历史，可参Angelo Di Berardino, “Modern Patrologies,” in The Wiley Blackwell Companion to Patristics, ed. Ken Parry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2015), 51–53; Quasten, Patrology, vol. 1（见注1）, 1–5。
  4. ^ 有关奥古斯丁对马丁路德的影响，最详细的研究见于Hans-Ulrich Deilus, Augustin als Quelle Luthers: Eine Materialsammlung (Berlin: Evangelische Verlagsanstalt, 1984)。有关教父们对路德的影响，参Volker Leppin, “Luther,” in Luther Handbuch, ed. Albrecht Beutel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05), 45–49。
  5. ^ 在路德著作第二集前言里，路德好友兼改革伙伴默兰顿写到：「对奥古斯丁的所有著作，路德常常阅读并牢牢记著」(Omnia Augustini monumenta et saepe legerat et optime meminerat, 载于Corpus Reformatorum 6, 159)；另参 Albrecht Beutel, “Luther,” in Augustin Handbuch, ed. Volker Henning Drecoll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07), 617。
  6. ^ 在他的不同著作中，路德引奥古斯丁多达1000 次以上，详见Deilus, Augustin als Quelle Luthers（见注4）。
  7. ^ Jaroslav Pelikan,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A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Doctrine, vol. 1: The Emergence of the Catholic Tradition (100–600)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331: “The Reformation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has repeatedly, and to some degree accurately, been interpreted as a movement in which the anti-Pelagian doctrines of Augustine about the necessity of grace were used to attack the anti-Donatist doctrines of Augustine about the mediation of grace.”
  8. ^ 参Berthold Atlaner, Patrologie: Leben, Schriften und Lehre der Kirchenväter, 3rd ed. (Freiburg: Herder, 1951), 1; Quasten, Patrology, vol. 1（见注1）, 1。
  9. ^ 有关过去几十年西方教父学发展的回顾， 可参 (1) Charles Kannengiesser, “Fifty Years of Patristics,” in Theological Studies 50 (1989), 633–656; (2) Martin Wallraff, “Whose Fathers? An Overview of Patristic Studies in Europe,” in Patristic Studi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oceedings of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o Mark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atristic Studies, ed. Briouria Bitton-Ashkelony, Theodore de Bruyn and Carol Harrison (Turnhout: Brepols, 2015), 57–71。
  10. ^ 其中最重要的三个系列为：(1) 在德国柏林的Die Griechischen Christlichen Schriftsteller；(2) 在比利时蒂伦豪特的Corpus Christianorum Series Latina及 (3) 奥地利维也纳的Corpus Scriptorum Ecclesiasticorum Latinorum。有关教父学过去五十年在文献编篡上的具体成就，可参Kannengiesser, “Fifty Years of Patristics”（见注9）, 640–647。
  11. ^ Wallraff, “Whose Fathers?”（见注9）, 57。
  12. ^ 布朗在他的很多著作都有提到这个「古代晚期」的概念，最显著的为Peter Brown, 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 AD 150–750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1)。
  13. ^ Wallraff, “Whose Fathers?”（见注9）, 66。
  14. ^ Elizabeth A. Clark, History, Theory, Text: Historians and the Linguistic Turn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58–159: “Encounters with anthropology and other social sciences from the end of the 1960s onward greatly enlivened studies in late antiquity; I would not wish to return patristics to its traditional disposition.”
  15. ^ 中国学者周伟驰对奥古斯丁在中国的接收作了深入的探讨。详见周伟驰：〈明清奥古斯丁中文传记〉，《世界宗教研究》2017年第4期，页125–135。
  16. ^ 参夏洞奇：〈奥古斯丁与中国：一段学术上的缘分〉，载《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通讯》(2020 年春)，页3；参陈越骅，〈既济未济—中国教父学研究的未来〉，《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第50期（2019年春），页77。
  17. ^ 这方面的代表作可参周伟驰：《记忆与光照：奥古斯丁神哲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18. ^ 参陈越骅：〈既济未济〉（见注16），页69。
  19. ^ 同上注，页78。
  20. ^ 例如Pauline Allen and Browen Neil, Crisis Management in Late Antiquity (410–590 CE): A Survey of the Evidence from Episcopal Letters (Leiden: Brill, 2013).
  21. ^ 例如Chris L. de Wet, The Unbound God: Slavery and the Formation of Early Christian Thought. Routledge Studies in the Early Christian World (London: Routledge, 2018).
  22. ^ 例如Susan Holman, “Shape of Water: ‘Medicine of Mortality’ in Patristic Pastoral Healthcare,” paper presented XVI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atristic Studies. Oxford. 19 August–24 August 2019.
  23. ^ 例如Helen Rhee, “Pain at the Intersection of Ancient Medicine and Early Christianity: Paradox of Agency and Insharability,” paper presented XVI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atristic Studies. Oxford. 19 August–24 August 2019; Pak-Wah Lai, The Dao of Healing: Christian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Medicine (Singapore: Graceworks, 2018).
  24. ^ XVI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atristic Studies. Oxford. 19 August–24 August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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