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基督教在香港：香港的国际基督教[1]

^[1]白德培教授 (Prof. Tobias Brandner)
本院副院长（外务）

译者：陈沛瑜

由每日举行多次礼拜的罗马天主教圣若瑟堂 (Roman Catholic St Joseph’s Church)，到广纳的数千菲律宾佣工的耶稣是主教会 (Jesus is Lord)；由为韩国侨民而设的教堂，到由非洲人领导、聚集非洲学生和商人信徒的教会；由独立式教堂，到在工业大厦租用小房间的小社群－在这个城市中，国际基督徒无处不在，建立起充满活力、肤色多元的社区。本文会介绍香港国际基督教的多样化面貌，探讨移民和信徒两种身份如何彼此巩固、深化，并展示来自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如何贡献当地社区。为方便起见，本文将「国际教会」定义为用华语以外的语言做礼拜的教会。

多元化的教堂和灵性取向

香港或有超过150间国际教会／会堂。香港教会更新运动 (Hong Kong Church Renewal Movement) 定期调查本地基督教数据，据统计，香港在2014年有60间国际教会，至2019年已增至73间。^[2]然而，这并未包括用英语以外的语言做礼拜的国际教会，其中有几间使用菲律宾他加禄语，十几间用韩语，三间用日语，几间用印尼语，一间用德语，十几间用尼泊尔语等。调查亦未包括一些鲜为人知的教会，例如十几间非洲人创办的教会，当中一些教会名称相当生动：「我相信上帝所说事工」(God Said It I Believe It Ministries)、「火山教会」(Mountain of Fire)、「耶稣基督医治神迹国际事工」(Christ Jesus Healing Miracles Ministries Worldwide) 或「复活大能国际基督教会」(Resurrection Power Christian Church International)。若把所有这些教会考虑在内，可合理估算香港约有150间国际教会。

国际教会与本地教会一样，表现出同样多元化的教派传统和灵性取向：高派教会和低派教会；传统礼仪宗派和现代的灵恩派；有受按立牧师的教会和没有受按立牧师的教会；制度化的教会和将自己理解为团契的教会；主教制、长老制和公理制的教会；包容性较强的教会和排他性较强的教会；政治上保守和前卫的教会；基层和富裕的教会。

有些堂会是传统的主流宗派，或是较新的福音派和五旬节宗派：圣约翰座堂 (St. John’s Cathedral) 和圣安德烈堂 (St. Andrew’s Anglican Church)、国际浸信会 (International Baptist Church)、循道衞理联合教会国际礼拜堂 (Methodist International Church)、美国路德会 (Lutheran Church Missouri Synod) 的万国教堂 (Church of All Nations) 和神召会大埔堂 (Assemblies of God Tai Po Church) 等等。罗马天主教会定期以英语和其他语言举行礼拜。东正教会在香港设有大主教座堂，管辖香港和东南亚地区的东正教事务，并以英语举行礼拜。有些会众从属于本地的大教堂，希望用其他语言接触未得到福音，有特定社会文化背景的群体。有些教会是国外大型教会的本地分会，其他则是海外侨民教会。许多是独立教会，不隶属于任何宗派教会。

本地和国际教会的区别在于本地教会多是福音派，国际教会则更倾向于灵恩派。福音派传统与儒家文化关系密切，有人甚至将其比作儒家的基督教形式；^[3]五旬节灵恩派的传统则更有助于融合社区里的多元文化。与香港相比，新加坡文化更多元，因此在过去几十年，五旬节灵恩派的基督教在新加坡发展蓬勃。^[4]

菲律宾外籍佣工的教会

香港有超过二十万名菲律宾女佣，^[5]几乎占非华裔人口的三分之一，亦是本地移民工人数目的一半。^[6]菲律宾人是香港最具影响力的外籍群体。他们身为家庭佣工，赚得的薪水虽然比家乡多一倍，却要承受与家人分离的痛苦。这群女佣不仅受到严格的同住规定限制，亦不受工时过长条例保护，还永远无法得到永久居留权。从许多方面来说，菲律宾（与印尼）女佣都是城市中最弱势的社会群体，而政府政策就官方地认可并维持着他们的劣势；然而，若没有了这群女佣，香港的家庭乃至经济会停摆。^[7]

星期日是菲佣的休息日，她们能自由活动一天，但大多数本地雇主都会无视一天实际上有24小时，擅自将这一天定义为从黎明到傍晚或深夜。虽然她们的空闲时间寥寥无几，但宗教生活对其来说仍非常重要。在没有自己住所的情况下，教堂单单供人聚集、用餐和庆祝的自由空间，却已远胜于中环开放式广场的酷热环境。教会能让人暂时摆脱孤独，建立人际网络，体验感情连结，提醒人生活是有价值的。^[8]菲佣经常感到孤独，她们为在家庭中成为缺席母亲之角色而内疚；为自己长期在外地，担心丈夫出轨而惴惴不安；忍受思乡之情，每天的生活都很艰苦—面对这些困境，菲佣可以在教会群体找到慰籍和共鸣。^[9]对自尊心低落的菲佣来说，表达信仰和参与宗教生活，能让其对外提升自尊，加强自我肯定。

圣若瑟堂是菲佣最受欢迎的教区。逢星期日早上七时到下午六时，全天会连续举行九场弥撒，用英语或菲律宾他加禄语举行，以迎合其以天主教为主的庞大工人群体。然而，移民工人的宗教身份认同通常是流动的，许多人都愿意体验新的宗教。在众多新教国际教会中，菲律宾女佣是极有规律且极活跃的一分子，虽然工作日程安排繁忙，很难在工作日期间参加教会活动—而且只有少数前卫教会邀请菲佣担任领导角色—他们担任不同职位，如小组组长、主日学教师、礼仪师、领唱或合唱团成员等，从中增强自信，获得尊重。

国际大型教会分支

不少国际大型教会视香港为向全球扩展的战略要地。其中著名的北美马鞍峰教会 (Saddleback Church) 于2013年在香港建立了分会，香港是12个称为「门户城市」的世界城市之一，让马鞍峰教会达成了在所有「门户城市」开设教会这宏愿的一部分。当时马鞍峰教会选择在香港开设首间海外分会，批评人士嘲笑这只不过又是一例基督教麦当劳化，^[10]指出马鞍峰香港教会纯粹是在播放影片，为美国主任牧师的讲道影片配上中文字幕后再播放出去，根本是在贬低其他努力以当地文化语境表达信仰的人。的确，本地教会虽然在经济上能自给自足，但也只是加州教会的另一所分堂，受加州教会管辖。然而，本地教会短短几年内迅速发展，会员增长至一千多名，其中超过90%是本地人，显示教会快速发展与本地人身份认同有关联：本地人欲与全球联系；而不单单是作为华人，还是具备语言和文化上的「双语」能力，由本地马鞍峰教会主领礼拜者能熟练地掌握两种语言，在英语和粤语之间切换自如可见。

香港对世界最大的教会韩国汝矣岛纯福音教会 (Yoido Full Gospel Church) 来说，有助其向外发展的重大作用，这并不意外。汝矣岛教会在世界各地有700多名传教士，约占韩国所有宣教势力的3%。^[11]中国以前极受韩国传教士关注，但随着中国收紧宗教政策，许多韩国传教士决定离开中国大陆，因此，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香港汝矣岛教会对韩国对外发展变得更加重要；约40%，即250名左右的成员是韩裔，其余则是本地人或来自菲律宾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信徒。香港汝矣岛教会以韩国语言和文化为主，以韩语祈祷，有穿着长袍的诗班；英语和粤语仅用于即时传译。2019年，教会甚至开设了自己的神学院：纯福音香港神学院 (Full Gospel Hong Kong Seminary)，将来自香港和菲律宾的二十四位学生免费培训成传教士，体现出香港的重要地位。

香港也是其他大型教会的目标。五旬节派的山丘之歌教会 (Hillsong Church) 是澳洲的大型教会网络，最初以敬拜歌曲闻名，作品在许多国际教会中流行。自此，山丘之歌教会经香港生命堂国际教会 (Lifehouse International Church Hong Kong) 进驻香港，主要由位于日本和亚太地区的教会网络建立。与澳洲有关的还有香港C3教会 (C3 Church Hong Kong)（C3指Christian City Church「基督城市教会」），是全球近600个C3会众之一，礼拜地点设在尖沙咀东部一栋商业建筑的地库。

相反，基督教救赎会基爱堂 (RCCG) (Redeemed Christian Church of God) 于1990年代在香港建立了分堂，总部在尼日利亚。香港本地会众中不仅有非洲背景的信徒，包括家庭、当地大学的研究生、商人和寻求庇护的难民，还有东南亚家庭佣工。救赎会基爱堂的敬拜模式在本地基督教中最具灵恩表达，会众可以看到尼日利亚式火热的事工风格，牧师进行激烈的属灵争战，借助圣灵之火，驱散和消减所有魔鬼与属灵仇敌。

大型教会如马鞍峰教会和山丘之歌教会，将环球宗教经验融入本地模式；同时这些教会也受益于本地人接受西方文化产物和英语，并视其为国际化的标准。双语崇拜在英语和粤语之间切换，可见一斑；虽然就马鞍峰教会来说，其充满加州文化的讲道，明显只是输入的一个宗教而已。这些教会是跨国宗教网络的交接点，^[12]以具流行元素作媒介互相连系—华理克 (Rick Warren) 牧师的书和山丘之歌教会的礼拜歌曲。

外籍侨民教会 (National churches)

在香港，有些外籍人士选择以世界公民的方式生活，以多种语言轻松切换于不同文化之间，每种文化都如在家般自在；而其他人，尤其是单一国籍的家庭，则更想保留其独特的家庭文化，在自己民族国家的社区里寻求凝聚力。外籍侨民教会为这些远离家乡的人提供如同在家乡般的体验，让人身处国外也能有家的感觉。德语信义会 (German-Speaking Evangelical-Lutheran Congregation) 明显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在会众熟悉的环境里提供灵性的居所和牧养关怀，让这些德国侨民保留基督教家庭传统，如秋天的感恩节和将临花环。韩国教会亦试图让会众保留其宗教本土文化的习俗，例如工作前的晨间礼拜和香港岛山上的晨间祈祷。^[13]

香港有越来越多尼泊尔教会，最早的成立于1993年，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尼泊尔教会增长至15个，反映了本地尼泊尔社区内基督教教会数量的惊人增长。而在尼泊尔亦有同样的趋势，一些报告显示，尼泊尔是全球基督教教会数量增长得最快的国家，自1970年起，几乎每年都增长11%。^[14]这些教会用尼泊尔语礼拜，唱尼泊尔圣诗（一些由尼泊尔基督徒创作），用传统的尼泊尔乐器演奏。尼泊尔教会大多位于九龙南部的市区，或者近元朗和锦田，有许多廓尔喀人（Gurkha，香港普遍称为「啹喀」）的后代在那里定居。尼泊尔社区发展壮大，是因为尼泊尔人非常热心传教，社区维系得紧密团结，甚至比华人社区更重视家庭凝聚力—事实上，尼泊尔人认为华人更倾向于个人主义。本地尼泊尔社区并不富裕，但有许多尼泊尔男性从事薪水优厚的建筑业工作，许多尼泊尔女性也会工作，所以有足够的财力为教会租用场地；不过大多数牧师都是以无薪志愿者的身份为尼泊尔教会服务。香港的尼泊尔基督徒甚至成立了尼泊尔基督教协会 (Nepali Christian Council)，不仅让香港的尼泊尔社区关系更紧密，还与尼泊尔的基督徒建立起良好关系。

德国人、韩国人和日本人的教会能够依靠其本国教会和海外侨民的经济资源，而一些由同种族人组成的教会，则依赖本地或国际教会提供礼拜空间或是其他方面的帮助。位于北角的基督教国际神召会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Assembly) (ICA) 于20世纪70年代初由神召会 (Assemblies of God) 传教士创立，在教会中格外出众，因为除了常规的英语和粤语礼拜外，还分别举行印尼语、尼泊尔语、僧伽罗语（斯里兰卡）和泰语的礼拜。

独立的国际教会

在香港，更广为人知的是许多跨教派的国际教会，吸引著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历史最悠久的是香港佑宁堂 (Union Church Hong Kong)，其根源可追溯到早期的事工理雅各 (James Legge) 传教士（ 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和较晚成立的姊妹教会九龙佑宁堂 (Kowloon Union Church)，两者皆独立营运和主张普世教会主义。有些国际教会已发展成拥有超过1,000名成员的大型教会，其中最著名的包括葡萄藤教会 (The Vine)，一间颇具灵恩派特色的国际教会，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的浅水湾浸信会 (Repulse Bay Baptist Church)，如今已有超过2,000名成员；以及Evangelical Community Church (ECC) 和其规模更大的姐妹教会Island ECC，星期日一般聚集超过3,000人；还有前文提及的基督教国际神召会，位于北角。其他国际教会包括香港社区教会 (Community Church Hong Kong)，是坚定的福音派，但在灵性上前卫且包容的教会；还有位于上环的Solomon’s Porch；以及位于金钟的证道国际教会 (Ambassador International Church)。

国际基督徒与本地社会

国际教会以多种方式贡献本地社会。一些富裕的教会不仅在财政上大力支持本地事工，更重要的是，让信徒有机会参与到本地社区当中：提供外展服务予露宿者、囚犯、难民、移民劳工和其他有需要的人。在这些教会当中，葡萄藤教会不仅参与慈善事工和传扬福音，还进一步追求社会公义，因此而闻名。葡萄藤教会的信仰宣言阐明：「我们相信一位公义的神，祂的心为穷人和被忽视的人而跳动⋯⋯我们认为真正的基督教见证离不开社会公义⋯⋯」^[15]葡萄藤教会组织了本市教会最大型的事工，支援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并定期举办司法会议，重点关注边缘和弱势社群。^[16]一直以来，九龙佑宁堂 (Kowloon Union Church) 和循道衞理联合教会国际礼拜堂 (Methodist International Church) 等灵性上前卫的普世教会都非常关注社会公义精神，葡萄藤教会更是个难得的例子，不仅帮助弱势社会群体，而且愿意从根源上解决这些群体社会边缘化的问题。

国际教会参与社会和社区事工，让教会成员能与城市社会的关系更紧密，亦有机会实现个人成长，贡献社会。一项出自Judy Chan的国际教会难民事工研究结论提及，国际教会的基督徒「之所以能与这些群体建立友谊，不仅是因为使用了英语，更因为他们对所有民族、种族和背景的人都持开放态度，认为大家都是上帝的儿女。」^[17]

许多外国人受限于其特权地位和外国背景，城市事工能让其更深入地与当地社区结连，认识社会真象和更弱势的居民；当中的经历，能让外籍基督徒体会自己在异国他乡的陌生感和压抑着的脆弱感。香港截然不同的语言和书写系统，相对在其他全球城市，陌生感会更强烈。城市事工使外籍人士明白自己在香港不仅是为了经济更上一层楼，还带著回馈当地社区的目的。

基督徒移民劳动人口的见证亦反映出他们想为当地社会贡献：参与外展活动让移民劳工能够重掌自主权，重新体验自身的力量和主体地位，重新掌控受制约的日常生活。^[18]城市事工为这些人在城市的生活增添了一层意义和情感上的安慰，而不再是以将钱寄回家乡成为最主要的关注。移民劳工常常被简单地定义为只是家庭的经济支柱，使得他们的身份和家庭角色被简化。然而，他们认为城市事工能够充实他们，故值得他们牺牲仅有的休息时间参与其中。

一些菲律宾移民劳工视其工作如现代传教士。由于他们深入本地市民的日常生活，这种亲密的关系提供独特的机会与雇主接触，在艰难的日子支援雇主，与孩子一起祈祷，甚至低调地介入家庭冲突之中。移民劳工满足于能对非基督徒雇主家庭产生宗教影响。这种将自己理解为传教士的自我认知类似于非洲侨民成为社区领袖的见证，有些领袖以商人的身份来到城市，发现了自己有了成为牧师和传教士的新使命。

本地国际教会

在研究香港的国际基督教时，最引人注意的是大多数国际教会成员其实是本地人—有超过三分之二是本地人，^[19]某些教会甚至高达90%。统计数据显示，香港基督徒有离开本地教会转投国际教会的趋势，特别是年轻人：自2014年，本地教会的礼拜出席率每年下降2.5％，而国际教会则增长了6％；^[20]这些数字尚未将近年移民潮的影响计算在内。

为甚么国际教会里有这么多本地人？因为许多本地人曾在国外留学多年，有些在留学期间成为了基督徒，回港后，会受教会文化类似于首次接触基督教信仰的教会所吸引。虽然这些基督徒的母语是粤语，但「信仰语言」是英语；^[21]有些是来自东南亚的华裔，对粤语了解有限；还有许多是本地的年轻人，特别是出身于中产和上层阶级家庭的人，在香港读（或曾就读）国际学校，用英语感觉更自在。这些年轻人认为自己并非深深植根于本地，而是属于全球社区；选择国际教会也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因为这样他们远离一些他们不想卷入的地方政治，也可以免受第二代基督徒在成长的教会中面临的压力。然而，国际教会对基层年轻人也具有吸引力。过去曾有这样的说法，父母将孩子送到英语教会「免费补习」，藉主日学课程学习英语。许多本地年轻人正积极参与教会活动，包括「离堂会者」或「非堂会者」，是国际教会扩展的其中一个因素。

葡萄藤教会创会牧师约翰施力高 (John Snelgrove) 的一项研究解释了这种趋势，阐明了千禧世代转向国际教会的四个主要原因。^[22]首先，许多人发觉本地教会更像是学校的延伸，教学方法都是死记硬背。牧师的身份不是社区领袖或朋友，而是老师或学者。虽然教会重视扎实的圣经教导，但却忽略了与牧师之间更密切的联系。

第二，受访者认为本地教会受规矩支配，过于注重规范和程序。受访者观察到中国文化习惯以职称头衔称呼人，这种叫法会令领袖和人民之间有距离感，像隔著一道墙。牧师总是称为「牧师」，始终是权威人物，从不会叫做「约翰」或「彼得」。

第三，受访者认为本地教会过于坚持律法和规条，强调绩效，在时间和金钱的奉献上都要求严格遵从，长期下来，令人感到窒息。教友被教导要行义才能获得接纳，忽视了福音的核心信息应为上帝的恩典。教友经验教会为向其强施加社会规范的体制，在性议题方面尤其明显，而大部分教会都拥有权威和话语权。虽然大多数国际教会与本地教会的教义相似，但据受访者表示，国际教会更强调恩典。

最后，有些受访者表示在国际教会发掘到信仰的新面向：强调体验，而不是强调教导；领袖愿意坦然承认弱点，不再遥不可及；保持透明度；乐于接受挑战，思想开明；不会过度追求绩效。

虽然施力高牧师的研究聚焦于转向国际教会的人，而不是许多仍在本地教会中寻找意义和目标的年轻人，但千禧代的言论反映了一种身份认同的张力，摇摆于华人文化和较自由开放的西方思想之间。过去几年来，社会的掌权者趋向专制模式，但越来越多千禧世代对抗这种趋势，选择无拘无束、公平和被赋权的，不会感到被说教信仰群体中敬拜。千禧世代认为许多本地教会受到所谓正确的人际关系、学习和礼节影响了价值观，有碍个人成长。虽然本地教会普遍予人的形象是大家庭，重视人际关系而非对教义方面的认知，但因建基于儒家的家庭概念，父权主张，等级化的人伦关系，强调服从权威仍在发挥影响力。

简而言之，本地教会重教导，过于规范，过度强调工作和成效—教会正成为社会的缩影，令不只年轻人，许多人都感觉窒息。2019年的示威运动后，香港公民自由加速被收紧，许多年轻人意识到那种随文化背景而来的压逼，欲摆脱之。年轻人加入国际教会隐含了对世界的归属感，而非属于狭隘的华人社群。正面来说，国际教会与民主社会模式更相似，国际教会的本地成员没有否定中国人身份，而是以不同的视角来平衡，加入国际教会增强了对世界公民身份的认同感。

全球在地化

这令大家重新回到处境化的问题，国际教会只是从全球宗教市场进口的产品吗？还是存在全球本土化或者经历本土化重塑或适应？香港的国际教会与美国或澳洲的国际教会有何不同？当然，本土化出现是因为：使用本土语言、遵循当地互动形式、认同主流社会价值观；谈及围坐圆桌时的团契，或者对家庭的强烈义务感和责任感，本地教会和国际教会的基督徒都一样认同。

虽然本地人乐于接受全球化的产物，但关键在于驱使人加入国际教会的因素。对本地人来说，加入国际教会是自主的选择，是在挑战自己成长的社区；不论英语能力高低，^[23]都不会妨碍这个选择。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与之前的教会决裂后的决定，经历了一段离堂会时期，才在国际教会找到新的归属感。香港的国际教会因其文化而发展蓬勃；之所以壮大，是因为吸引了生活融合了东西方元素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对其经验的华人文化渐感到疏离和陌生。国际教会是混合了本地和国际，混合了东方和西方，正反映了国际教会的文化背景特性，就正是香港的特性。这些元素揉杂，令国际教会完全融入本地，可说是香港的本土教会。

国际教会及其事工提供了超越一般层面的东西^[24]—让外籍家庭佣工、建筑和物流行业的南亚裔人士、寻求庇护者摆脱边缘化的存在感，而经验到力量，打破孤立的状态；对于外籍人士，则提供了不断追求经济成果以外的可能；对于在国际教会的本地年轻人，则让其体验到本土教会重视绩效的教会文化以外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