橫跨時區的教學：網課與莫特曼

（編按：德詩婷教授(Prof.NaomiThurston)因疫症關係，上學年未能由美國來港履新，獲香港中文大學有關部門特別安排，由2020年9月起以本院客席助理教授身份透過網上方式教學。她本年3月10日終於順利到港，並於3月31日完成隔離，到神學院履新，成為本院助理教授。）

德詩婷(Naomi Thurston)
本院助理教授

「在未來，我們將會看到，有越來越多真正的漢語神學從中國和台灣的神學院中湧現出來。因此，儘快將這些作品翻譯出來是有益的。這樣我們就可以從中領會到跨越各種界限的基督教思想的豐富性。我們是時候調換『老師』與『學生』的角色了，這樣，真正的對話才可以展開。」

莫特曼 (2003)^[1]

我在神學院的第一個學期，充滿着喜悅與成長的機會。我獲邀教授一個研究生課程，課堂內容講述華語世界對莫特曼 (Jürgen Moltmann) 思想的接受史，其後也進一步討論不同文化、學術、神學環境是如何回應莫特曼的理論。在授課主題上，課程也可謂五花八門：有莫特曼與女性神學（除了其他的「解放神學」外，還包括了黑人神學和拉丁美洲神學）、莫特曼與神秘主義、《被釘十字架的上帝》的政治神學、以及莫特曼跟北京與香港學者的交流。我還邀請了莫特曼以前的博士學生——中國神學研究院的洪亮博士與我們分享他對《盼望神學》的研究與見解。除此以外，我在學生的討論和論文中，喜見他們對此題目的興趣，甚至是在現實中的應用，其中有一位學生的論文便討論了莫特曼倫理學可如何應用在他自己的專業範疇上。學生在發掘研究興趣的過程中，也教會了我從不同角度討論和思考神學。在聽畢洪教授的分享後，有一位學生甚至即以莫特曼的盼望神學為題，作詩一首呢！

在過去四十年，中國知識份子一直積極引入西學，其歷史可劃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為八十年代的文化熱；第二階段為九十年代，那時的學者開始將翻譯及理論回應系統化及學術化；第三階段則是在千禧年代初，那時起便開始牽涉一些人物和專業話語了。在第一階段的「文化熱」，一些具影響力的作家將西方哲學及文學傳入華語讀者群，這些作家包括人氣書叢《文化．世界與中國》的時任主編甘陽(1952–)^[2]。隨着國人對文化藝術的參與度逐漸提升，社會也逐漸對宗教及神學議題產生興趣。這些議題在一個世紀前、中華民國大陸時期的反基督教運動中，曾經惹起一連串公開激辯，而其時的基督教知識份子亦曾於各大期刊中發表護教著述，捍衛其信仰及教內機構。而在後毛澤東時代，學者們對於神學和宗教的研究更加活躍發散，而那些為大學裡的基督教研究奠定基礎的人士，他們的研究背景也是五花八門。比如，曾擔任某個有影響的學術翻譯期刊主編，並受過神學訓練的著名學者劉小楓（1956–），他在從事了一段時間的神學寫作之後，將注意力轉向列奧．施特勞斯 (Leo Strauss)，並且鼓勵對中國古典作品進行新的解讀。此外，劉小楓亦將卡爾．施密特 (Carl Schmitt) 的著作引進中國學界。就施密特的政治神學，莫特曼曾作出激烈批評，甚至多番公然向中國學者指出，施密特理念背後的民族主義 (nationalism) 與權威主義 (authoritarianism) 可招致嚴重後果。論及中國的施特勞斯學派，劉小楓和甘陽可算是其創始人，而施特勞斯學說（以及某程度上的施密特學說）也在中國政治家和哲學家中，掀起了一股學術潮流。這個現象不僅限於施特勞斯和施密特，有許多近一世紀的西方學者亦曾引發新思潮，其中包括漢娜．阿倫特 (Hannah Arendt) 與尤爾根．哈伯瑪斯(JürgenHabermas)。事實上，莫特曼是這群西方學者中較鮮為人知，但他的獨特之處在於，他既非專研中國的學者，卻又在改革開放、教會及神學院重開之後，多番與中國學者對話。他在香港及中國的直接參與，可追溯至後毛澤東時期回應西方思想的過渡期。當評價莫特曼時，大多指他協助中國人理解馬克思辯證法，^[3]正如哈伯瑪斯也被中國人評價為「左派哲學家與法蘭克福學派傳人」一樣。^[4]

莫特曼的神學研究方法十分契合於教會與學界、世俗學者與以信仰為基礎的學者之間的對話模式。這種論述方式也在中國基督教，以及漢語基督教研究這兩門學科裏受一些學者的推崇。在2014年，莫特曼出席了於中國人民大學舉行的北京高峰會。會議中，他與全國不同學者共同探討全球神學的發展，當中涉及的議題包括政治神學、環境倫理，以及莫特曼的「盼望神學」與現代中國社會的關聯。莫特曼在其中一場會談的開場白中表示：「我能帶給你們的，是關於盼望的哲學理念。中國的未來，還是得由你們自己去發掘。」莫特曼對盼望的見解，與當天在場的許多中國學者引起了共鳴，其中宗教哲學教授何光滬就表示，他對莫特曼的神學理論愈感認同。他會認真對待這一神學挑戰，並且從全球視角來思考中國的未來，從而超越施密特式的敵我區分和在當今世界甚囂塵上的狹隘的民族主義 (nationalism) 思潮。

莫特曼的作品在八十年代開始被翻譯成中文，^[5]那時正值改革初期，引入了後毛澤東時代的第一波西學。莫特曼的許多書籍，包括他最有名的著作，都是在九十年代和千禧年代被翻譯成中文的。《盼望倫理學》(Ethics of Hope) 在2015年由王玉靜進行翻譯，而其他幾本著作也現正被翻譯或重新編譯。有不少中國學者都對莫特曼的理論感興趣，但這些學者多數都居住在中國大陸以外的地方，例如香港和台灣，且活躍於當地的教會與神學圈子。他們的研究對象多是莫特曼的三一神學、聖靈學和天國神學，且常牽涉「終末盼望」。^[6]中國人文學者，以及來自學術多元但無宗教背景的宗教學者，都曾研究莫特曼的思想，其中便包括了楊華明和著名比較文學與比較宗教學學者者楊慧林。有趣的是，他們研究莫特曼思想／神學的目的，皆是為了探討一些非傳統的問題，思考對基督教的理解不再側重一神論，而是偏向自我批評時，所產生的現象。楊慧林寫道：

「作為歐洲人，他認為『歐洲的神學不應再以歐洲為中心』；作為男性，他相信『神學不應再以男性為中心』；他生活在『第一世界』，但是他所建構的神學『不應該反映宰制者的觀點』，卻『應該使人聽到受壓制者的聲音』。總之，神學『在自身的脈絡中必須放棄自我立場的前設絕對性』。^[7]如此的黃鐘大呂之聲，始終迴盪在莫特曼政治神學與生態神學之間，其中的『盼望』也將相關討論真正帶入了問題的核心。」^[8]

在台灣神學院任教系統神學的林鴻信教授曾撰寫長文評述莫特曼的神學，將其《盼望神學》與2018年新修訂的莫特曼作品全集進行比對研究。另一學者鄧紹光則對莫特曼對中國經典的理解深感興趣，多番撰文闡述其神學理論。鄧紹光對近代中國與基督教的對話貢獻良多，曾在研究中比對德國神學（尤其莫特曼理論）與中國哲學的異同，又在《莫特曼與道家哲學》(“Jürgen Moltmann andDaoist Philosophy”) 一文中，釋述莫特曼對老子思想的理解。在該論文中，鄧紹光寫道，莫特曼將上帝創世理解為一種「自我限制與消除限制」(zimzum) 的行為，然後又將其與老子「自然無為」之說進行比較。^[9] （上課時，我的學生都對這篇論文特別感興趣，又很好奇莫特曼是如何理解《道德經》。）此外，另一位學者曹靜亦曾分析莫特曼早期對大自然的人為破壞所作出的神學回應。曹靜認為莫特曼的生態神學（啟示神學）與約翰．科布的生態神學（哲學神學）是相輔相成的，兩者共同建構了一種「生態世界觀」，而這種世界觀正好能回應當代社會現代化的問題。^[10]同時，賴品超教授又指出：

「在生態問題上，只有少數西方基督徒曾嘗試與其他信仰進行對話，當中透過中國傳統哲學（尤其儒家及道家思想）理解生態的，可謂少之又少。莫特曼是一個例外。他非常欣賞中國人在《易經》和《道德經》中顯露的智慧，例如『平衡』、『協調』、『無為』等概念。他又認為中國人的生態觀是與猶太人傳統的安息日 (Sabbath) 相互兼容的。」^[11]

莫特曼與華語世界廣大學者的持續對話，顯示了中西交流並不是單向的：在華語世界接受西方思想的同時，西方學者也嘗試與東方進行對話。莫特曼曾提出，中國學者在不受干預的情況下發展自己的神學，是相當重要的。但無可否認的是，莫特曼對苦難和解放的見解、其天國神學，以及其神學道德觀，都一直在啟發中國學者。在亞洲，莫特曼神學的傳入亦已有數十年的歷史，其中在日本及韓國流傳尤廣。在他的其中一本系統神學著作─《生命之靈》(1991) 中，莫特曼在前言特別鳴謝他來自世界各地的博士學生，感謝他們在聖靈學、聖靈相對獨立性的課題上賦予他靈感。他又特別感謝台灣籍的林鴻信對聖靈的位格所作的研究。有不少博士生都曾以莫特曼神學作為畢業論文題目，其中不乏韓、中、日三國的學生。莫特曼的十架神學曾被學者拿來與《上帝之痛苦神學》(Theology of the Pain of God) 作比對研究，他又曾與亞洲五旬節派信徒（如趙鏞基）對話。眾所周知，莫特曼亦對民眾神學興趣深厚。

莫特曼曾與多個地區的學者建交。在眾多地區之中，我認為他與香港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莫特曼與道風山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建立了長期合作關係，該研究所促進了數本重要著作的翻譯活動，有好幾本新譯或重譯版本都即將面世，而也會偶爾贊助這些翻譯活動。再者，莫特曼的神學和香港教會息息相關，不過，有人對此進行批評，認為他應該在自由民主一事上採取更強硬的態度。莫特曼的政治神學以「基督徒應在社會發聲」為前題，提出政治應該反正統文化，必要時亦應改變現狀；更重要的是，他認為受壓迫者應該團結起來，爭取公義，而基督徒也應該以此為己任，為世界帶來新希望。莫特曼如是說：「這是一個散居各地、播種希望的時代；這是一個放棄自己、自我犧牲的時代。因為，我們正站在新時代、新天地的臨界點。」當有人請他評論中國教會，並為面對政治、社會問題的基督徒作出建議時，莫特曼的回應不離地，且樂觀：「你們不應以西方教會作標準。你們可以在中國尋求耶穌的道，而那才是真正屬於你們的道。某程度上，莫特曼可謂連結了我童年時在德國的生活和基督信仰體驗。因此，我希望將他的思想帶到中大，分享給同學。雖然在疫情之下，我「被困」美國東部，無法親身到達中大，但我們一直保持聯繫。當然，箇中仍有不少難關要一一克服：時區之別、港美之距，使我們身處不同時空之中，有時甚至連兩地的日期也不相同。但在這種奇怪的設定之下，我們的討論內容和共通點往往便更形突出。課堂前後，有時我們也會閒聊，而在某意義上，這些閒聊是極具意義的，因為我們可以姑且離開冷冰冰的電腦屏幕，與彼此的生活真正連結。此外，學習廣東話也是我的一個成長經驗。我以前曾僑居四川、湖南和北京，但這些地方的文化與香港文化完全是兩碼子的事。作為一個外國人，有時我也會覺得自己和學生的角色是互換的：你們向我學習的時候，我又何嘗不是在向你們學習？或許在這一點上，相信莫特曼也會同意我的說法。

（翻譯：陳沛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