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心的仆人——王国雄牧师（68 BTh）

记：当时为何选择到崇基神学组读神学？

王：初有神学院的时候，我们教会的蓝仁牧师，为美北浸礼会的属下差会（American Baptist Foreign Mission Society）传教士，20世纪中被差派到广东潮汕及香港。他在崇基校董会任司库，是他提议我们到崇基来读神学的。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崇基神学院是新派，所以入读的人不算多，最终也只有我和另一位教友。那时，甚至有人提醒我，若我在崇基读书，可能不会获教会录用。当时于建道神学院毕业的姚振国牧师，在九龙城潮语浸信会事奉，他对我说：「最主要还是看自己的心志，很多神学生毕业后去做生意呢。别理什么新派旧派，只看自己事奉的心志和呼召。」因为这一句话，我就留下了。

记：可否谈谈您在崇基神学组读书的情况。

王：当时班上只有六位全职学生，中华基督教会有三位：陈先鹏、雷镇升、祝维刚。衞理公会就有李鼎新，潮语浸信会就有我和陈运生。那时，我们每天要从赤泥坪行步行去神学楼上课，下课又要步行回宿舍。当时的神学组教师都是由海外宣教士担任，有来自英国、美国和瑞士等地。我记得来自中华基督教会的施其乐牧师（Rev. Carl T. Smith）来自巴色会古爱华牧师（Rev. Winfried Glüer）等等。那时，也有华人老师，我记得中华基督教会刘治平牧师教我教会历史，庞万伦太太（Mrs Pommerenke）则教我们英文。

记：毕业后，您在美国开展事工，过程辛苦吗？有什么令您感到印象深刻的吗？

王：离开神学组后，我到赤腊角青年营任职，在浸会的青年营工作。直至1971年，我前往美国读书，1974年起，罗省City Mission Society请我任华人锡安浸信会创会牧师，目的是向中国人传福音，过程殊不容易，相当艰苦。我们从儿童事工做起，先设立课后活动中心，把放学的小孩从学校接来教会，为他们举办活动及温习功课；黄昏时分，我们就送他们回家。日复日，年复年，就是这样，年青一代长大了，父母亲退休了，他们一家也都信了主，成为了我们的会友。
为主作工五十多年，令我感欣慰的是，有些家庭四代人，包括他们的子女、父母、祖父母都因着我们的工作信了主，都留在教会，这些事都令我感到很有满足感。我感谢神，也感谢师母的无私奉献。教会初成立时很困难，会友年轻，奉献也不多，师母常常到车衣厂工作以帮补教会。经过大家的努力，教会终于能以一个合理的价钱买地建堂，超出了我们的所想所求。教会虽是我创立的，但也是神的产业，退休时，我们也另请一位牧师牧养教友，自己则转为顾问牧师，有时负责讲道，但不过问行政工作。

记：听说您退休后参加很多内地事工，可否告诉我们知道详情。筹集资金方面困难吗？

王：退休前，我几乎每年都把一个月假期都用作前往中国内地探访教会。1982年，刚刚改革开放，我就开始到内地，深深明白当地教会传道人的生活艰难，回想自己在国外当传道人的生活相对富足，所以立志要帮助他们。在山区农村教会甚少受了神学教育的传道人，因为根本没有毕业生愿意去当地任传道，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当然是薪金低微。内地山区的少壮都往城市打工，剩下老人和小孩；有些县市每星期只奉献大约十元，试问怎能聘请到傅道人？我们的工作主要是鼓励和资助神学院毕业生回到农村山区工作，很多学生也都只做一两年就离任。我们只有「睇𩠌食饭」（编按：量入为出），奉献有多少，就补贴多少。每年，我都会回去探望受资助的传道人，若发现他们已回到城市事奉，我们也会停止对他们的资助，以致能把奉献留给更有需要的同工。除了同工的薪酬，我们也会把基金用于修补堂会烂窗和门框等等事工。
1994年，我们也曾开了一家精品店，打算把盈余帮助内地教会，但可惜经营不善，不够半年就结业，而且亏了本。师母也因太劳累，感到身体不适。我对内地传道人的心志并没有因此而减退。退休后，我随即成立基金会，从潮州扩展至整个广东省，包括梅县和韶关一带，然后向山西、山东和青海一路扩展，至今已支持13个省的同工。我们每年探访的所需费用、车费和食宿费均自费，资金主要来自自己的十一奉献、教会会友和朋友的捐献。我们从未有公开筹款，款项都是由从身边好友筹集来的。我们最初一年筹集到大约4至5万元美金，现在每年已增加至11至12万。

记：有没有话想向师弟妹或神学生说说呢？

王：我是第一届毕业生，转眼已毕业五十年，一直都得到神的祝福、保守和带领。过往的神学训练对我很重要，回首已为神作工五十年了，作为神的仆人实在并不容易。大家从圣经中看见摩西、约书亚、保罗、彼得等所有门徒，他们做神的工作也不容易。不过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神对保罗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林后12:9）如果我们忠心事奉，神一定会恩待、一定会帮助、一定会保守和祝福我们。这是我对大家的鼓励和期望。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做神忠心的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