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樽頸」中生活的神學政治想像

文/龔立人（本院副教授）

執筆之際（2014年10月5日），香港社會正處於一個劃時代時刻，即「雨傘運動」。^[1]自全國人大常委會（以下簡稱人大）就2017年香港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決定後^[2]，學生以罷課抗議（9月22日開始）、警察向和平示威者發放催淚彈（9月28日）、和平佔中遍地開花（金鐘、中環、銅鑼灣、旺角）、反和平佔中者在旺角對和平佔中者行使暴力（10月3日開始）等。除了這些現象外，家人、朋友、同學、同事、街坊和教會的弟兄姊妹等也因對和平佔中的不同意立場（包括支持與反對、支持者中的不同意見）而導致爭論、對立，甚至成為陌生人。香港社會撕裂了嗎？推動和平佔中者要為社會撕裂負責任嗎？這社會撕裂是否不可修補？若人大願意撤回就2017年香港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決定，並容許重新啟動政制改革咨詢五步曲，我認為反對和支持和平佔中者多不會有太大異議，社會撕裂也會很快修補。事實上，當下社會撕裂主因是從政治事件而來，非因深根於社會生活的種族、宗教、意識形態等而來。所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回應政府，「政治事件，政治解決」。然而，我對於政制改革可於短期內有突破性改變未感樂觀，因為中央政府不輕易分享其權力。縱使真的可能發生，政制改革前路仍舉步艱難。那麼，跟著的問題是：如何在當下樽頸（bottle neck）的政治局勢下生活？一方面，如何持續推動政制改革，讓社會張力得到恰當處理，並建立一個公正的社會？另一方面，如何在社會張力中強化互相尊重的人際關係，不讓當下社會關係惡化？作為公民社會一員的教會可以扮演甚麼角色？

在樽頸中的生活見證

樽頸有擠迫在一起之意，退後不行，向前緩慢，甚至有可能舉步艱難。在這段示威期間，我對在樽頸中有很深的感受。不像以往的示威遊行，今次的示威沒有可預期的時間期限，又每日活動多是坐在馬路上，沒有甚麼具體行動。不耐煩是很真實的感覺，所以，耐性成為在樽頸中生活很重要的德性／靈性。耐性就是在沒有可見的進展下，仍能繼續專注所相信的價值和信念；耐性就是在看來沒有帶來影響的行動下，仍繼續做當做的事；耐性就是在被動的時間中，仍有勇氣接受現實的無情；耐性就是在時不予我，甚至失敗時，仍帶著司徒華先生所持的精神，「功成不必我在，成功其中有我」。表面看來，耐性是消極的，但耐性卻要求我們以有血有肉身軀投入在樽頸中的生活，表現出不放棄、不認命和不自限。從此看來，耐性是一種主動的被動或被動的主動。然而，當我們習慣以要做甚麼帶來有效結果的思維來決定如何回應當下處境時，耐性就以一種不需要倚賴這種思維，仍能過一種參與性和轉化性的生活。坦白說，沒有耐性的要以做甚麼帶來有效結果的思維只會將自己打敗，甚至選擇暴力滿足目的，因為我們漸漸失去容下失敗、失望、停滯、無奈的心靈。

雖然在和平佔中期間，樽頸的政治局勢令人感到無奈，但它又為我們生活開拓新空間，讓我們對人際關係有另一種體會。

一位旺角街坊分享，「20年內，在我所住的大廈，鄰居甚少會禮讓別人乘搭升降機。我們總是爭著有利位置，不願意吃虧。但自和平佔中發生後，鄰居的關係開始變了，竟然彼此禮讓乘搭升降機。」分享期間，她流出淚水。坐在地上另一位街坊遞上紙巾。

原來，和平佔中一直所講的覺醒不只有我們是自己的主人之意，更發現周邊的人也是人。沒有對後者的發現，覺醒可能走上自我主義。這份對人際關係的覺醒有點像利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所說的他者的面容（the face of the Other）。昔日急促的生活節奏使我們看不見周邊的人是人，也沒有空間為別人想一想，但自和平佔中後，我們的生活被迫慢下來，不需被交通燈控制我們的步伐，也不需被在馬路奔馳的汽車發出來的聲音阻隔人們的聲音。在這刻，我們對周邊的人留意多了，對人多了一份善意和微笑。讓我再分享另一經歷，

一位支持和平佔中的朋友站出來說，「我家有九個人，四位是基督徒，但我們兩個對家中的基督徒很反感，不但因為他們毫無公民意識，更因為他們批評和平佔中者是攪亂份子。我對基督徒很失望，因為他們連最基本的公義也沒有。」他歎息地說，「我跟家人已徹底鬧翻了，見面時，沒有甚麼可說，但今晚，卻要一起聚餐。」

隔了一會，另一朋友站出來說，「我是基督徒，我也遇見很多你所說的基督徒。但你要知道，跟你立場不同的是你的家人。朋友可以unfriend，但家人不可以un-father、un-mother、un-brother、un-sister呀！你一定要回去同他們一起聚餐。」她說話時，她的眼睛也紅了。

我們本是陌路人，甚至是競爭者，但在這場覺醒運動中，我們竟然成為彼此的安慰者和鼓勵者。作為公共論壇主持的我被街坊們的互動感動了。

以上兩個片段帶出心之習性（habits of the heart）對在樽頸中生活的重要。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1831至1883年到美國考察，指出美國民主的成敗，在乎一代接一代的公民能否建立民主所需的心的習性，意指一些隱藏於心底，關乎接收、詮釋、回應諸般經驗的模式，涉及人的知識、感受、自我形象、意義、目標。^[3]這些習性組成民主社會不可見的基礎。我們不需將美國經驗看為普世經驗，但托克維爾提出一個很重要的觀察，即心是動力之源，可以摧毀民主（社會），也可以成全民主（社會）。用另一種說法，公民社會是承認參與者之間無可避免存著的分歧，甚至對立，但卻願意以辯論和商議，不選擇以暴力解決分歧。^[4]這就是心之習性。民主制度有助心之習性的培育，但民主制度也需要心之習性來維持，例如，和平、謙柔、發聲勇氣、團結、犧牲等。如何深化和持續這份從和平佔中體驗的心之習性是當下香港社會爭取政制改革進程不容忽視的課題。然而，我沒有企圖要將和平佔中的行動浪漫化，因為和平佔中者的堵塞確實帶來對人們生活的不方便，甚至堵塞被視為對不支持和平佔中者的一種暴力。一方面，心之習性對正反雙方固然重要；另一方面，我們需要有勇氣和空間跳出社會現狀（status quo）的思維想像，即我們的社會生活可以不按和平佔中前的生活形態，仍能過著有質素生活。事實上，很多人說，在和平佔中堵路期間，我們呼吸了清新空氣、在自己城市的馬路上閒步、慢慢體驗這是我城之意。那麼，社會想像如何產生？

神學政治想像

在樽頸中生活提醒教會是一個終末群體（eschatological community），即一個居間在耶穌歷史和期待上主國臨在的群體，生活在永恆與短暫的樽頸中。^[5]作為終末群體的教會是以耶穌基督為基礎，在聖靈更新力量下，參與上主宣教（Missio Dei）。教會是在某程度或短暫代表上主國，因為這個終末群體也是聖禮群體（sacramental community）。然而，教會不是上主國，只是有限度代表和表現上主國。所以，這不存在教會主義論（ecclesio-ism）。教會作為一個終末群體對在樽頸中生活有以下表現：

1. 終末指出教會與社會權力的張力之必然性，因為任何一種社會權力皆有傾向將自己絕對化，並以此對人們作出控制和佔有（possessed）。政權如是，經濟如是。終末就是要對這種對人自由佔有的權力作出批判、揭露，甚至對抗。
2. 終末與宿命論和樂觀主義的張力之必然性。一方面，終末豐富，並鼓勵我們對理想的想像和堅信，即從社會就是如此到社會可以不就是如此；另一方面，它拒絕將務實等同真實或視某一種改變才算是真的改變，即不被自己所限。
3. 終末以是與不是的張力看待歷史企劃和事件。終末需要以一種可見的歷史形態出現，以致終末不純是一種形而上觀念或將來主義，但又承認任何一個歷史企劃或事件都是短暫或不完整。因此，在承認歷史企劃或事件的限制時，不要否定他們卻某程度參與了終末，甚至可能指向終末。

按以上對終末論的理解，教會無可避免為社會製造張力，但不是撕裂。相反，不為社會製造張力的教會不但沒有挑戰社會權力的佔有性，更沒有豐富我們對社會的想像。嚴重的，教會可能已遠離它的終末本質。教會的終末性指出它是一個另類政治群體。另類，不是因為與一般的不同，而是因為教會見證和展現上主國的生活和價值。政治群體，不是因為教會是一個政黨或壓力團體，而是因為教會生活是一種社會生活，即一個歷史企劃。就著當下香港政治生態，教會的生活應要高舉和堅持真理，因為耶穌基督是真理（約十四6）。一方面，真理不能以謊話出現，因為說謊者拒絕真理（約八44）；另一方面，謊話不會使人得自由（約八32），只會讓人活在虛假和恐懼中。提起謊話，我們特別想起已故捷克總統哈維爾（Vaclav Havel）的一段話：

官僚控制的政府叫作人民政府；工人階級在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名義之下被奴役；個人尊嚴的淪喪說成人最終的解放；剝奪人民的資訊被稱為提供資訊；用權勢駕馭人民說成是人民掌握權力；濫權是依法辦事；壓抑文化是弘揚文化；擴張霸權勢力包裝成支持被壓制的人民；缺乏言論自由變成最高形式的自由；鬧劇式的選舉是最高的民主；禁止獨立思考變成最科學的世界觀；軍事佔領成為了團結友好的支援。^[6]

哈維爾的批評在今日的中國仍繼續發生，而我們也擔心這種謊言已逐漸在香港蔓延。提及心之習性時，帕爾默（Parker J. Palmer）特別指出斗膽（chutzpah）和謙柔（humility）對廿一世紀美國公民的重要。他說，

所謂斗膽，指的是知道自己的聲音須要被聆聽和有權發出。所謂謙柔，指的是接受一個事實，我的道理總是部份，不是完全的，所以，我要以開放和尊重的態度聆聽，尤其是對他者，但同時，我需要清楚地和有理據地說出自己的聲音。^[7]

這也是香港社會的需要。我們要培養講真話者的勇氣、願意被理性檢視、以理服人，但更要有免於說真話恐懼的社會制度和環境。這正是哈貝瑪斯（Jurgen Habermas）對公共論域的理解。^[8]講真話不但關乎個人良知、公民品格和社會制度，更是個人成聖之道（約十七17-19）。

雖然教會的終末性使它與世界產生無可避免的張力，但上主對世界的救贖使教會的終末性有其不可逃避的復和者職份。沒有追求復和的張力只會帶來撕裂告仇恨。就著復和，保羅說，

他（上主）藉著基督使我們與他和好，又將勸人與他和好的使命賜給我們。（林後五18）

其實，你們藉著信，在基督耶穌裏都成為神的兒女。你們凡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披戴基督了：不再分猶太人或希臘人，不再分為奴的自主的，不再分男的女的，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裏都成為一了。（加三26-28）

復和是上主與人的關係，但垂直面向關係必會帶來橫向關係（人與人，上主與萬物）。復和是終末的，因為眾生都祈求上主國降臨，並耐性地等待完全得贖（羅八18-25）。那麼，教會如何因上主的復和帶動它對當下社會關係轉化的踐行？在神學模式上，解放神學傳統以從被壓迫走向解放來理解復和，即沒有公義和真理，何來有復和。^[9]至於沃科（Miroslav Volf），他提出從排斥到擁抱，以寬恕為核心的復和。^[10]至今香港，於2004年，我曾以建立信任作為對復和理解，即以最大的善意紓解中央政府與香港互相的矛盾和不信任。^[11]當時寫作的背景是人大否決了2007年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於2011年，我轉向以健康懷疑作為對復和的理解，重點是建立一個能舒緩猜疑的社會制度。當時，因陰謀論已籠罩香港，而若沒有合適制度舒緩社會猜疑，陰謀論只會繼續擴化和深化，甚至當成為文化生活一部份時，社會各方只會走向對立。^[12]然而，在2014年8月31日，人大就2017年香港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決定後使香港社會陷於極大困局中，因為社會矛盾沒有機會得到轉化，反而加深。雖是如此，但教會沒有選擇不擔起勸人與上主和好的職份，因為我們的上主是復和，而我們也是因此被召。再者，復和之落實從來都不是在有利環境下進行，反而往往在不利，甚至極度困難環境下進行。所以，前路困難不是教會不實踐復和的理由，反而教會更需要投入社會復和。若昔日我對復和的理解和實踐是透過建立彼此信任和一個可舒緩猜疑的社會制度，我今日仍沒有放棄昔日以建立信任和從陰謀論轉向健康懷疑對復和的看法，但會作出以下調整，即我會傾向多從製造張力的角度理解復和另一面。事實上，自和平佔中發生後，基督徒已開始思考非暴力、公民抗命、罷課和不合作運動等等與信仰的關係。復和之可以發生，就是帶著促進復和的盼望，不是復仇心態，指出對方的罪，並要求對方悔改（太十八15-18）。

教會不是唯一建立靈性的社群，對宣告上主復和一事上也沒有專利，因為上主親自在上主宣教。所以，教會要有能力辨識在人類活動中，發現和遇見三一上主在聖靈隱密的救贖。說不定，聖靈已臨在和平佔中的金鐘、中環、銅鑼灣、旺角等地。

總結

不要單看在樽頸中的生活是無奈，反而我們也可以和有需要在其中培養心之習性，（例如，耐性、社會關係的團結和關愛、社會想像力、講真話的勇氣和環境）。心之習性絕不否定或淡化制度改革的重要，反而它為新時代誕生作出準備。另一種準備就是維持和製造社會張力，即不以和諧取代終末的張力、不以務實取代對社會想像的張力、不以二元論取代終末有限度的歷史呈現。教會是否已準備承擔新時代的角色嗎？